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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快看,那边又有一个新‘法宝’。”站在跑道上的观众,通过移动身体和挥动手臂,接住建行“全球撮合家”“跨境快贷”等跨境金融产品,即可开启“数字新外贸”挑战之旅。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10号馆的建行展区,由建行专门打造的跨境金融体感游戏“航海新时代”,吸引了众多观众。
近年来,银行业参加的各类展会,已变成展示银行业最新金融科技成果的橱窗。随着对各种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,银行业把更加多元和新奇的“玩法”带到公众面前,融于日常业务之中,让用户足不出户便可以办理多类银行业务,动动手指即可享受银行搭建的缴费和购物等多元服务。正是科技生产力的推动,彻底重塑了银行业态,让银行服务以更加“无感”的方式融入生活各处。
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,在“非接触时代”到来之前,银行经历了从算盘到键盘、从解决数据痛点的信息化建设到全面数字化转型和经营的迭代升级。科技的迅速发展,也完全颠覆了银行业的发展格局:从手工时代的银行业务,到集中数据下跨地域服务能力的实现,再到当前开放生态下全新服务场景的搭建,可以预期的是,在数字化时代,银行业的转型与发展对金融科技的依存度将越来越高,银行的业态变革也在悄然推进。

从算盘到键盘

算盘、纸币、铅字打印机,在改革开放前,这几样工具是银行工作人员开展业务的标配。“点钞不用手、记账不用笔、利息自动算、传票自己走”,正是科技的不断推动,才让彼时银行人的梦想成为现实。

为提升业务效率,电磁式计算机被最先引进。到了1975年,第四机械部与人民银行联合下发《关于下达大中城市银行核算网试点任务的通知》,试水中国银行业电子化。
1979年是银行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当年,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台计算机——IBM3032在香港启用。1980年,人民银行批准的YBS(银行保险系统)项目陆续上线,一方面引进IBM360系统,在香港投入使用,实现初步的银行电子化。另一方面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开发银行会计联机实时处理系统和联行对账系统,使得中国银行业的电子化目标迈出坚实的第一步。1985年,银行电子化首次被列入国家重点发展项目。
1993年,中国银行业开始使用386型计算机进行账务处理。
部分银行建立了“以账务为中心”的第一代核心操作系统。在当时,资金清算、会计记账开始使用计算机软件,银行业务还是以计算机辅助传统手工作业的混合系统工作,计算机技术仅充当业务辅助。
2000年前后,随着省域数据集中、全国数据集中工程的推进,银行计算机运用由储蓄、会计等柜面业务和后台核算业务扩展到信贷统计、资金调拨、客户数据库、信贷台账,再发展到办公自动化、决策支持等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,本地存款异地取、资金瞬间到账、跨国使用银行卡、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。
至此,中国银行业彻底从算盘时代走向了键盘时代。“中国银行业走上了电子化发展的高速通道,开启了从手工到电子、从单机到联网、从分散到统一的历史性突破,银行业务操作以计算机处理逐步代替手工操作,银行加大IT投入,纷纷斥巨资建设信息科技系统,实现全国范围或城市范围内的银行存款资源的通存通兑,提升了客户体验,降低了经营成本。”迪普思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陆岷峰表示。

核心系统功能增强

1998年,招商银行“一网通·网上支付”完成了首笔网上支付。作为今日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的前身,在电子支付探索的背后,折射出数据的重要性。
在银行业进入键盘时代后,数据不仅为银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,更为银行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,转账、汇款、基金、外汇、理财等业务纷纷“触网”,催生出种种银行新业态,也从根本上推动了银行的变革发展。
各家银行纷纷吹响了数据大集中暨核心系统建设的号角。1999年9月1日,工行启动 “9991工程”。这项工程最终把工行40多个中心、几万个机构合并到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,建立起工行全行统一的电子化体系。
工行的信息化架构并非一日之功。1986年,工行引进SAFEII系统,并以此为基础,构建了第一代核心银行系统;1994年,工行开发了全国电子汇兑系统;1997年,工行拉开第二代核心CB2000建设序幕,截至2000年工行核心银行系统一期工程全面研发完成。
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,农行启动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(ABIS)建设,中行实现五大区域系统集中,建行核心业务系统DCC上线,中小银行也陆续开展数据大集中工程建设。
“这一时期,信息技术在银行领域的应用出现了突破性的增长,以数据大集中为代表的金融业务系统应用软件不断更新,彻底改变了银行业务系统等同静态会计系统的格局,打破了银行传统经营模式,使银行管理开始出现质的改变。”陆岷峰表示。
时至今日,各家银行的核心系统建设仍在不断取得突破,赋能自身转型:2015年,工行启动IT架构转型,2017年全面实施“智慧银行ECOS工程”建设;2017年,建行“新一代核心系统”全面竣工并成功上线,并于2018年发布“TOP+”金融科技战略规划;2020年,农行提出信息科技 iABC战略……

数字化时代来临

“当前,以数字化、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扑面而来,数字经济浪潮对各行各业都产生着深刻影响。其中,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,更是首当其冲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。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及反复,也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。”众邦银行行长程峰告诉《金融时报》记者。
在数字经济时代,无论是具备先发优势的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,还是力图实现突破发展的城商行及民营银行,都积极抢滩金融科技市场,全方位实践数字化转型和经营。
这从各家银行真金白银的科技投入中可见一斑:2020年末,工行金融科技投入达240亿元;建行金融科技投入为221.09亿元,同比增长25.38%;邮储银行在信息科技领域投入90.27亿元,同比增长10.35%;招行信息科技投入为119.12亿元,同比增长27.25%;光大银行科技投入为51.5亿元,同比增长51%。
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,如何被银行运用于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转型?“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,是基于新兴科技基础,围绕数字营销、数字运营、数字风控等领域展开,通过重塑组织与人的关系、构建数据驱动的能力来由内而外地进行变革,由内部管理运营向外部客户服务进行延伸,拓展营销渠道,提高客户体验,实现与经济数字化相适应的业务增长的过程。”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。
在未来的探索方向上,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各出高招。“未来3年,工行将以ECOS成果为基础,以数字化重构为主线,围绕数字基建、数字资产、数字环境、数字业态,实施金融科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推进金融科技银行建设,推动金融科技进一步从后台走向前台、从支撑保障向价值创造转型,实现增长动能转换。”工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马雁表示。
“我们将以‘京匠工程’十大项目群建设为抓手,全面梳理产品及服务流程,从客户及用户体验出发,实现端到端的优化和改进。通过全力打造更加敏捷的前台、聚能的中台以及稳健的后台,进一步夯实科技实力。” 北京银行首席信息官龚伟华表示。
众邦银行则将全面推进“超级平台”的建设。“通过对存量业务全线打通、新增业务全方位辐射,‘超级平台’将成为我行客户流量的入口、经营交易的场所及资金沉淀的聚集地,形成多边网络效应,并基于生态不断自我迭代、延展,实现商业模式的多元化。” 程峰表示。
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力以数字化转型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,银行业需要强化数据治理与应用,增强技术自主可控能力。“要围绕战略锻造长板,补齐短板,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,解决技术‘卡脖子’问题。主动管理数据风险,提升自身数据安全水平,制定相应的数据脱敏规则与管理规范,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标准体系,筑牢金融风险防范底线。”交行金融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王卫东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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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来源:金融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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